1972年，我作为工农兵学员告别吉林延边插队生活，考入上海中医学院（现太阳集团tyc86）。彼时我对中医药知识了解甚少，怀揣满满的好奇与珍惜，暗下决心潜心求学、不负难得的求学机遇。

入学第一学期，为结合实践学习中医知识，我们来到上海奉贤肖塘、邬桥，上午跟随当地赤脚医生下乡巡诊，在田间实地辨识原生草药，学习基层常见病简易治法；下午由方药教研室老师在卫生院集中授课，细致讲解药材药用部位、性味功效、配伍宜忌与民间验方。枯燥的课本知识在实地认药、实操记方中变得鲜活具象。基层赤脚医生凭借多年实战经验，传授缺医少药条件下简便廉验的治病思路，让我真切体会中医药便民济世的独特优势。这段实践经历充分激发了我的学医兴趣，为后续的课程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升入大二，课程转入临床阶段，全体学生划分为龙华、曙光两大教学班，我编入曙光班。各科任课老师立足自身丰富临床阅历，依托中医辨证理论拆解各类病症，结合真实病案分享诊疗思路，生动鲜活的课堂场景时隔多年依旧历历在目。

第三年临床实习令我受益终身。我们13人在曙光医院两位老师带队下前往川沙人民医院实习，院方专门划拨十余张病床交由我们参与临床管理。从接诊病患、书写病历，到全程跟进诊疗观察；每日查房时逐一汇报病患病情，完善病案书写与鉴别诊断，带教老师结合床边病例随堂授课，空余时段还要轮值急诊。短短半年的沉浸式临床历练，补齐了课堂学习的短板，更锤炼了扎实的临床实操本领。

1975年，在一众授课老师举荐下我顺利留校。任职一年班主任后，我进入方药教研室，自此扎根中药学教学岗位近38年。初登讲台时，我担心中药学授课枯燥、难以调动课堂氛围，幸运的是教研室推行青年教师一对一师徒培养制度，我的授业恩师便是徐辉光教授。

徐老师年岁与家父相仿，性情儒雅温和，带着特有的松江口音，授课语速从容舒缓。作为五版《中药学》全国教材编委，他从随堂听课起步带我打磨教学：课后我结合课本撰写讲稿，徐老师字字审阅、从严修改，字迹潦草、逻辑疏漏之处必会细致指正。在没有多媒体课件的年代，板书设计是教学重中之重，他悉心指导我区分板书纲目与拓展内容，规范书写布局。每次试讲，老师精准把控内容排布、课时分配；正式开课之后，还督促我课后复盘授课得失，逐项记录短板、迭代优化。在恩师悉心点拨下，我逐步摆脱授课焦虑，稳步走上成熟的教学之路。得益于徐老师引荐，我参与五版中药学配套教学参考、《常用中药》等著作编撰；跟随他出门诊时，老师毫无保留分享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的遣方用药、配伍诀窍，在教学、编书、临床全维度为我引路，生活里亦如长辈般暖心关怀。

叶显纯教授曾任中药教研室主任，是学校极具代表性的教学名家。他备课功底深厚，授课全程脱稿，历代医籍原文信手拈来，讲课语言风趣洪亮，课堂氛围热烈。学校依托其学术积淀设立叶显纯名师工作室，常态化开展教研分享，凝练、传承叶氏教学理念，持续为中药学培育后备师资。学术方面，叶教授深耕《神农本草经》，专著《神农本草经临证发微》见解独到，对临床辨证用药指导意义深远，首版面世十三年后经修订再版，广受业内好评，数十篇学术论文也在行业内形成重要学术影响力。

钱伯文教授是我留校初期的教研室主任，国内知名中医肿瘤诊疗专家。他独创攻补兼施治法运用于肿瘤论治，在缓解病痛、延长肿瘤患者生存期方面成效卓著，后续因学科建设需要，调任学校中医药研究院肿瘤研究室深耕科研。

从1972年踏入校门至今，倏忽五十四年光阴。从懵懂学子成长为中药学教授、博导，我的每一步成长，都离不开一代代上中医前辈的倾囊相授与悉心栽培。亲眼见证学校在教学、科研、医疗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，见证一代代中医药人耕耘结出硕果，身为上中医人，我满心自豪。

值此学校七十周年校庆来临之际，衷心祝愿太阳集团tyc86英才辈出、蓬勃向上，中医药文脉代代赓续，行业发展再谱崭新华章。